何亚非：全球治理体系已不堪重负，世界亟需“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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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0月25日正值中国重返联合国50周年。这50年里，高速发展的中国已深刻影响世界格局。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亚非撰文探讨了源自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智慧”将如何助力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本文刊于10月22日《人民论坛》，原标题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020年9月14日，联合国总部外部分会员国国旗 

图源：新华社

【摘要】当前，全球治理面临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紧张、世界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急剧增加、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颠覆性影响、逆全球化强劲反扑等困境。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也为全球治理体系确立了安全和睦、经济繁荣、民心相通三大目标。各国文化虽然不尽相同，历史传统各异，但从全人类共同价值高度看，各国文化、各种文明确有相通、相连、相容之处，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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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急速上升，国际局势持续大动荡、大变革。这两年新冠肺炎疫情挥之不去，暴露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严重脆弱性。大变局的大动荡、大变革使全球治理体系不堪重负，碎片化、无序化加重，亟需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案。

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七一”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并在多个国际场合呼吁建立“真正的多边主义”。这些源自中国智慧并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紧密结合的新理念新思想，将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国际关系演变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当前全球治理困境呼唤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

我们从深层次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了解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大致可以归纳为四大变化：

一是世界力量平衡继续朝着有利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方向发展，而守成大国美国国内矛盾恶化、在全球行使霸权的力量下降，主要西方国家面临相似遭遇。力量平衡变化及现阶段特殊性，特别是美国为维护霸权所做出的激烈反应，导致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紧张、东西方文明隔阂加深、意识形态和制度之争凸显。

从综合国力分析，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比重超17%，人均GDP超1万美元，是世界经济整体衰退下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在新版报告中预测，2021年美国的经济可能实际增长6.4%、GDP总量将大幅提升至22.68万亿美元，中国2021年经济增速预测是8.4%、GDP总量将达到16.64万亿美元，略微超过美国的73%。从国内治理看，中国抗击疫情、恢复经济表现突出，凸显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强大动员执行能力，以及中国人民以国家、社会、集体为先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产生的凝聚力、社会张力和韧性；中国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作用明显，近来宣布将向其他国家再提供20亿剂疫苗和上亿美元专项资金，以体现公平原则，反对疫苗民族主义。中国治理和发展模式的成功、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独特意义和优越性越来越受到各国关注。

美国冷战获胜以后进入“独步天下的时代”，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体系”无敌于天下，“政治制度竞争的历史已经终结”，头脑持续发热，帝国情结加重，战线越拉越长。美国21世纪初陷入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继而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这两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错误不断，进一步暴露美国国内治理内在缺陷，行使全球霸权日益力不从心，美国倡导的“自由民主”并非治理国家的灵丹妙药。这个世界已经不是“美国指挥棒下的世界”，正在逐步过渡为“美国与世界”“各国共同的世界”。全球治理也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从阿富汗彻底撤军，造成很大混乱，阿富汗的国家重建步履艰难。可见美国的对外战略与世界和平发展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趋势格格不入，存在严重错位。

当然，“美国霸权的衰落”并不代表“美国的衰落”。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1987年发表《大国的兴衰》一书，引发美国是否衰落的长期争论。如今他也认为，美国的地位相对下降，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是一个美国的世界，而越来越保持一个多极世界。美国将更多借助外交手段来治理世界。这种观点已经广为接受，同时美国依然是世界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最强的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其还是影响全球政治经济走向的最大变数。

二是地缘政治、大国冲突、战争危险等传统安全威胁有增无减，同时疫情流行、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粮食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突出，两者相互叠加、相互影响，世界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急剧增加，改变了世界面貌，对人类构成生存性危机。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显然已经进入历史交替、格局转换、体系重组的新阶段。在这个转换期，过去的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消失，而未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却早已来到人类面前，两类安全威胁的挑战一起出现对人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性危机。

面对全球性危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应对或者置之度外，国际社会需要有强大且运作正常的国际和全球治理体系来凝聚各国力量，应对危机，维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联合国及其全球治理体系是现有唯一的国际体系。在大国竞争加剧、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叠加情况下，这一体系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全球治理体系已经遭受重创。在美国单边主义“我行我素”的对外战略影响下，真正意义的多边主义已经迷失，变成各取所需、各自解释的“多边主义”，甚至成为以意识形态划线组建小团伙、“小院高墙”的遮羞布。

地缘政治的传统安全威胁比较容易理解，而新冠肺炎疫情、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严峻挑战给各国带来更多的困惑和无奈。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危害，不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前所未有的损失，还改变了世界“游戏规则”，阻隔了全球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员的流动性，造成世界经济严重衰退，致使全球供应链受疫情和地缘政治影响脆弱性暴露，部分供应链重组不可避免。而主要发达国家的疫苗民族主义使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疫苗鸿沟”加深。只要一个国家不安全，就没有其他国家的安全，这样的基本常识都不愿接受，可见国际合作的意愿有多薄弱。

同时，2020年世界贫困人口因疫情增加1.2亿，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困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最近《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中列举了新冠肺炎疫情、军事冲突、气候变化三大全球挑战，认为它们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考验，提出各国能否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挑战将决定现有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崩溃或者突破。他提议2025年召开“世界社会发展峰会”，以共同解决因疫情和其他因素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不管是否愿意，发展和贫困问题今后很可能置顶国际社会的共同议程。

气候变化问题正以包括自然灾害频发等形式威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近年来各国开始凝聚国际共识，中美欧盟等主要大国的合作在深入，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受到高度重视，压力和期望值同时增大。中国领导人就中国碳排放峰值、碳中和等做出承诺，带了个好头。各国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并细化《巴黎协定》，使之成为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由于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干扰，目前世界身份政治条块化、集团化严重，西方国家正在建设“大、小院高墙”，排挤中国等新兴大国。中国呼唤建设“真正的多边主义”，拆除“高墙”，希望能够引起各方重视。世界应该是平的，是互联互通、不可分割的，任何人为的分割和“山头”都是逆历史潮流之举，将阻碍各国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努力。

三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动科学技术革命，给各国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带来颠覆性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技术革命的后发势头深感忧虑，担心失去核心技术垄断地位，于是技术封锁与“脱钩”打压烽烟四起。这对世界经济发展、处理大国关系、坚持全球化都是重大考验。

技术革命出现跨越式发展，过去林林总总的“不可能”变成现实和未来的无限“可能”。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和人们生活的新常态。无论是5G、物联网、人工智能、自动化，还是生命科学、新能源开发、太空深海探索，这场新技术革命必然推动经济革命、生活革命、全球治理体系革命，其变化是历史性、颠覆性的，将助力全球供应链深刻调整、就业格局深刻重组。

这里有几点十分重要：一要驾驭好技术革命带来的生活、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结构变革，实现经济、社会平稳过渡；二要相对合理、公平分配增量财富，避免进一步恶化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现象；三要减少和消除技术与资本结合垄断新兴行业、冲击政府有效公平治理国家；四要避免国家之间的“技术脱钩”，反对技术封锁。只有坚持技术共享、共同发展，才能取得经济发展的双赢、多赢。

四是持续几十年的超级全球化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推动下，遭遇逆全球化强劲反扑。许多人担心全球化不再，各国重回“一亩三分地”“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相互割裂的过去。这轮超级全球化几十年的迅猛发展，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贸易、投资、资源、人员、信息自由流动的大网络。这是各国利益共同体的深度融合，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虽然全球化利益分配并非人人均享，但给各国带来的巨大利益有目共睹。相信全球化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挑战戛然而止。

全球化利益分配和全球供应链塑造过程带来的“几家欢喜几家愁”的现象已经政治化、民粹化，造成不少国家内部政治的极化和社会分化对立。美国和主要西方国家表现尤为突出。

可以确定的是，人们熟悉的全球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将蜕变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即兼顾全球化与国内化、区域化、临时搭伴（Ad HOC）模式的新全球化时代。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推动下，以产品生产全球细化分工和资源、人才、资本全球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全球生产链和全球大市场，已经开始深刻调整。未来确实已来。

技术革命迅速发展使经济活动成本不断降低，互联网、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普及推广，使得生产链调整、收缩回归国内成为可能。技术进步是双刃剑，对于经济全球化尤其如此。

不少国家从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安全考虑，加上地缘政治因素，对国家安全重新定义，对涉及国家和个人安全的主要产品就近消费者生产、生产链进行收缩调整，助推超级全球化向新全球化转变。这一历史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不必太过悲观。从全球化发展历史看，每次重大危机后全球化都会以更高水平、更大规模、更新方式东山再起。1840年代与1970年代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全球化快速发展就是佐证。这次疫情结束之后，相信全球化也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各国面前。各国需要清晰认识历史趋势，尽早开始对国内政策、对外战略做出必要、及时调整，加强学习其他国家成功的治理经验，对全球治理理念和体系进行调整和重塑，以适应日益变化的国内外环境，建设能够更好应对危机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切都需要克服地缘政治陷阱，如果出现“新冷战”或“冷和平”，那么全球化确实有可能泡汤。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国际关系调整和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变得更加复杂敏感，重大调整势在必行，却是步履维艰。各国都在努力追求共同价值或者说世界政治终极目标，但是他们对这些共同价值和终极目标及其内涵与实现路径，却有大相径庭的看法与做法，这大多与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世界政治经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联。美国和不少西方国家依赖全球霸权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身份政治出发试图继续垄断对共同价值及其实现路径的解读权、解释权，认为只有符合他们的“自由民主”政治经济模式才是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政治正确”。反之则进行打压、抹黑和围剿。

冷战前由于美苏两大阵营相互割裂，全球治理只是西方国家自己的治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是在冷战后才成为世界政治重要组成部分的，主要在美国霸权秩序下进行运作，以维护美国的“国际秩序”。正如有学者所言的“垂直治理基本模式”，即在国际体系顶层建立国际制度，自上而下地全面管理世界事务和应对全球性问题。所以才有“西方治理”这一说法。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行使全球霸权的能力逐步下降，全球霸权秩序如同美国国内政治一样开始“衰退”。正如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所言，“本世纪有两大权力转移。一是权力从西向东转移，二是权力从政府转移到非政府和跨国组织”。这两大转移第一个是受地缘政治和力量平衡变化驱动，后面一个则是由技术革命与经济变化驱动。

全球治理垂直模式的式微导致治理赤字扩大。美国等许多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乏力、错误频发就是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失灵的例证。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来袭，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却明显缺位，致使新冠肺炎疫情至今挥之不去。全球治理赤字增加、碎片化严重使全球治理的架构发生重大变化，突出表现在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移，而霸权秩序垂直模式也走向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描述的全球扁平化，即全球、地区、次地区、临时搭建的“共同意愿”小多边集团等混搭的全球治理新形态、新模式。过去单一领导或者垂直领导模式被不同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依照不同议题和不同地区担纲领导角色所替代，以应对错综复杂的全球性挑战。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国际关系调整和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显然，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的需要，也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

从全球、地区和次地区各层面看，无论是地缘政治变化，还是技术革命、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对各国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是空前的、颠覆性的。历史和现实都呼唤各国认真考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获得“1+1>2”的效果。客观地讲，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之后，国际社会虽然离形成全球共识特别是大国间共识，尚有较大差距，但对单极世界、单边主义、自行其是的逆全球化已经有更多警惕，对建设更加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望在上升，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在增加。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可以从思想根源上解决全球治理“治理谁、谁来治理、怎么治理”等重大问题。美国霸权秩序的衰落以及现有全球治理体系难以为继，是不少国家有识之士包括东西方专家学者的共识。显然，美国政治内卷和堕落、新保守主义思潮兴起、新兴大国崛起等都是导致美国霸权秩序衰落的因素。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内因在起作用。美国拥抱霸权、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战略，对美国霸权秩序和支撑该秩序的多边制度安排包括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打击显而易见，特朗普执政时期尤其如此。

大变局加速期与美国霸权衰落同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日益多元、多节的世界。所谓多节，指的是不同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网络中以“节点”出现并发挥相应作用。在这样多元多节的世界里，全球治理的治理对象和治理者是相同的，即囊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国际事务不能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应该大家商量着办。这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应有之义。“大家”恰恰反映了治理对象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多节。

2008年是全球治理的转折之年。当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既是美国霸权秩序和全球领导力的最后辉煌，也是中国等新兴大国加入全球治理决策圈的关键一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西方国家乃至全球金融危机，世界金融体系面临崩溃，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为应对空前严峻的全球性危机，在中美英等国倡议下，二十国集团（G20）应运而生。G20原为部长级论坛，在2008年升格为领导人峰会机制。2009年在美国匹茨堡召开的第三次峰会决定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首要平台，取代了七国集团（G7）原有的位置。中国等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在G20的平等地位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由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的方向转变。此后，美国无力再组织由主要大国参与和支持的国际社会集体行动。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制度，在应对全球安全威胁和挑战方面，赤字叠加、治理失灵。在气候变化、贫富差距、公共卫生等领域美国难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特别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错误不断，成为全球遭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国家，至今死亡人数超过70万。在全球治理最紧迫的关键时刻，美国出现了领导意愿、领导力双重缺位。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导思想的全球治理体系包含三大目标

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导思想的全球治理体系应该有三大目标，即安全和睦、经济繁荣、民心相通。这三大目标其实也是全球治理的主要领域和美好世界的主要标志。

安全和睦说的是，各国的战略意图要清晰，不藏着掖着，要明确走和平发展与和平竞争的道路，且尽可能并行采取建立信任措施，譬如在传统的军事领域，厘清双多边军事同盟关系，确保不针对第三方，减少针对第三方的军演；邀请区域内外国家参与相关军事演习并增加海上救援、打击海盗等，以逐步建立起码的相互信任。

以新安全观指导形成保障地区安全的制度性安排，努力减少和消除冲突风险，建立应急沟通与处理危机机制并常态化，努力争取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任何分歧和矛盾，避免零和博弈的恶性竞争，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为威胁强行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标。

经济繁荣说的是，在世界和地区经济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周期影响陷入严重衰退的背景下，需要加强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共同推动经济复苏。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规则重建，需要以平等合作的态度争取双赢和共赢的结果，努力达成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包括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两个方向的自贸协定。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因素影响下，全球供应链部分调整势在必行，有的实际上已经起步，在全球供应链调整中如何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原则为指导，既维护现有供应链体系，又重构新的供应链，提高全球抗击未来经济金融危机的韧性和能力，应该提上国际经济合作的议事日程。

同时，随着信息化和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各国产业数据化、数据产业化在经济全球化框架内如何更好协同发展，是全球各经济体需要认真考虑并积极践行的大事。要充分利用技术革命优势，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发展轨道，防止发生经济尤其是技术“脱钩”这种与和平、发展目标背道而驰的行为。

当前最重要而紧迫的是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变异蔓延，要克服疫苗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公平分配疫苗，做好接种工作，特别是向欠发达和经济脆弱国家提供足够的疫苗。需要尽快启动谈判解决疫苗相互确认问题，消除国际流动障碍，在确保严控疫情的基础上，加快恢复全球和地区生产要素流动的重大问题。

民心相通说的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各国人民之间、各国文明之间持之以恒的沟通、了解和融合。简而言之，要尽最大可能为建设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共同价值取向的新世界奠定广泛、深入、扎实的民意基础。

各国文化虽然不尽相同，历史传统各异，但从全人类共同价值高度看，各国文化、各种文明确有相通、相连、相容之处。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根基。各国要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种种客观和人为的障碍，积极拓展民间交往、人文交流，为创造相互包容、互利共赢、团结协作的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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